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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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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3起名
今天11月17日,北宋著名史学家与政治家司马光1000年诞辰,我们来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1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出

今天11月17日,北宋著名史学家与政治家司马光1000年诞辰,我们来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

1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据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父亲司马池以进士起家,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池做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知县时,夫人蒲氏生下第二个儿子,所以把这个儿子取名为司马光。

图源:百度百科

司马光自幼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朱嘉《三朝名臣言行录》引录他的话说:

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学问增进后,文章也写得古朴淳厚,有西汉的风格。二十岁时,便考中了进士。不久,父母先后亡故,他服丧数年。除服后,入京为官。仁宗末年,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英宗(1064—1067年在位)时,进位龙图阁直学士。神宗(1068—1085年在位)即位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司马光极力反对。神宗没有接受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政治上一时失意,便退居洛阳,六任冗官,达十五年之久。在哲宗以冲龄登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高氏不满新法,立即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不久又任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大行其道,废除新法,竟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成为际会风云左右时局的人物。去世后,太皇太后与皇帝亲临其丧,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所以后人又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

然而,真正使司马光名垂千古的,不在于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他的学术事业。不过他的政治经历,对他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是不无益处的。

岳麓书社《资治通鉴》(图文注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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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计划修纂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在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有感于《春秋》之后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述,从《史记》到《五代史》的纪传体史书,长达一千五百多卷,读书人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意,他决心要编写一部简明通史,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的大事年表,扼要记载历代治乱兴衰之迹,名为《历年图》。

后来,又完成了反映周秦两代的八卷本《通志》。《通志》的上限,不始于上古,而始于战国,其用意在于上接《春秋左氏传》。《左传》叙事至智伯之事止,《通志》托始于魏、赵、韩初命为诸侯一事,而文中却追溯到智伯灭亡,正好与《左传》衔接。《通志》进奏英宗后,引起重视。英宗下令司马光“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续成八卷以下的未竟之篇。鉴于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英宗同意司马光设立书局,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神宗即位后,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且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继续编成此书。

书局设立后,最主要的协修人员是刘攽(1023—1089)、刘恕(1032—1078)和范祖禹(1041—1098)。这三人的史学造诣都很高,各自负责一个时段的资料收集。他们遍阅旧史,并旁采诸家传记,所见杂史诸书达三百多种,在加以考辨后整理为资料长编,给司马光的主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曾对好友晁说之说过:“《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攽),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恕),唐迄五代则范纯甫(祖禹)。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

资料汇集后,剪裁的工夫仍然很艰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自己“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抉適幽隐,校计豪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一点也无夸张的。《通鉴》以“资治”为目的,必须围绕这个重心选材。加之长编的编纂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删订时要削去不少记事,相当费心,像唐史资料六七百卷,司马光至少花了三四年时间,才定稿为八十一卷。更费心力的是,资料长编原本来自于几百种书籍,文笔各有不同,要依照统一的体例、风格加以编排,这比重新写作更难得多。人们常说,《通鉴》写得好。事实上,主要不是“写”得好,是“编”得好。将来源于不同书籍中的资料汇集在一起,稍加润色,起承转合,使其浑然一体,如出一手,这是真正的大本事。金毓黼先生《中国史学史》曾取《通鉴》与荀悦《汉纪》相比较,说:

凡前汉十二帝之纪事,虽不出荀悦所纪之范围,而与《汉纪》之面目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炉,创为新作。试取其书观之,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非特前汉为然,全书无不如是,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非《通鉴》一书不足以当之,此所以为冠绝古今之作也。

《通鉴》也有“写”得好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史论。对各种人物和事件,司马光有所感触,便以“臣光曰”起头而发表评论,长者千余言,短者数十字,无不苦心孤诣,戛戛独造,这些地方最足以显示他的历史观、社会观和史学思想。全书中,司马光的史论有一百一十八篇。另外他还选录前人议论九十七篇,基本上是他所认同的。虽然其间也有今日看来失当甚至陈腐平庸的见解,但却绝无凿空立论、无病呻吟之弊,是读者可以特别留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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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九年的努力,《通鉴》修纂完毕。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959) ,按照周、秦汉、魏直至后周的次序,记载十六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体大思精,网罗繁富,虽笔削甚严,仍达三百万言。一千多年中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尤其是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大事,尽载入书中。宋代以来学者一致公认,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成就空前的编年体通史。

《通鉴》的修成,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创举。本来,编年体是最早的史书体裁,但自从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取得“正史”地位后,编年体渐趋式微。《通鉴》一出,编年体出现复兴势头。诚如浦起龙《史通通释》所言:编年体得《通鉴》之助,“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

《通鉴》的修成,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一代代的学者因此更加注重史学的借鉴作用,希望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获得智慧,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为个人的立身处世确立去就原则,因而潜心研习。

宋代学者中,洪迈曾经手抄《通鉴》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其书斋,王应麟为《通鉴》撰《答问》,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倪思则在其《经鉏堂杂志》卷二中,把《通鉴》和群经之首的《周易》相提并论,说:

《易》以明天地万物之理,《通鉴》纪治乱兴亡之迹。推其理而知其盈虚,考其迹而究其得失,是其学也有用,其于用也,斯为有益。予昔之学贪多务得,余今之学捐华摘实。手此二书,朝夕䌷绎,迨其久也,怡然理会,涣然冰释,寂然不动,退藏于密。

他们对《通鉴》的尊崇,已近乎神化了。元初,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极力称赞《资治通鉴》。后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凭着这样的共识,经过无数学者的努力,《通鉴》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门《通鉴》学。

《通鉴》详于政治和军事,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对《通鉴》的痴迷程度,绝对不低于学者。宋神宗在所撰序中称赞过《通鉴》,后世政治、军事史上的人物,如近代史上的曾国藩、现代史上的毛泽东,他们毕生钻研《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时之得失,其认识之深刻,一般学者也难以望其项背。

曾国藩认为,六经以外另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通鉴》即为七书之一。他在《与罗少村书》中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总之,在政治军事人物眼中,《通鉴》是史书,更是一部政治军事的教科书。他们从《通鉴》中吸取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所发生的效用是纸上谈兵的人所不可比拟的。“历史”通过他们之手,和现实发生关联,可谓《通鉴》“资治”之极致!

本文摘自岳麓书社《资治通鉴》(图文注释本)前言

作者周国林,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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