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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3风水
欧福克(VolkerOlles)汉末道教的“二十四治”是洞天福地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其独特的宗教与社会组织形式开启了两千年的道教历史,并成为后世各处名山的一种

欧福克(Volker Olles)

汉末道教的“二十四治”是洞天福地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其独特的宗教与社会组织形式开启了两千年的道教历史,并成为后世各处名山的一种“原型”。欧福克博士的《二十四治访道记》原连载于“行脚成都”,回忆并记录了他1998年至99年间往来于川西平原,寻访汉末道教圣地的经历。现蒙欧福克博士授权,连载于此。

新津观音寺山门/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成都最年轻的市辖区——新津区,原来是历史悠久的新津县,而且在早期天师道的宗教地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津是四处古治的所在地:稠稉治、本竹治、平盖治及平冈治(后者一说在夹江)。因此,我曾多次前往新津,对这块充满灵气和文化的宝地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新津四治中,唯平冈治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近年有同仁考证,认为此治并不在新津,而在夹江南安乡。稠稉治至今为道教圣地,故事也最多。本竹治和平盖治则均成为了佛教寺院的所在地,虽未能传承道教法脉,但仍属巴蜀的神圣空间。平盖治位于九莲山,地处新津永商乡宝桥村境内,有名驰遐迩的观音寺。观音寺创建于宋代,今因两座明代大殿中的壁画和塑像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比起道教平盖治的建立,这是很晚的历史阶段,但正因为观音寺的存在,九莲山的胜景至今得以保存。

宋代道书《云笈七签》卷28有这么一段记载:“平盖治,山在蜀州新津县,去成都八十里。前山下有玉人,身长一丈三尺。昔吴郡崔孝通于此山学道,得飞仙。山西有大江,南有长山,北有平川,中有龙门。治应娄宿,阴人发之,治王千年。”据此,平盖治是仙人崔孝通修炼、飞升之所,在道教的传说和宗教地理中有着牢固的基础。一直到唐代,平盖治有道教宫观;据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新津县志·山川》,这座道观名叫岩滩观。然而,到了唐末,平盖治的道脉已衰落;虽然道观的遗迹犹存,但已经没有道士居住了。905年,高道杜光庭(850–933)完成了一部《道教灵验记》,书中讲述了一则发生于890年的灵验故事,说明当时平盖治的庙宇虽已无人经营,但仍旧有神灵守护,谁在那里做破坏或偷盗,都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这则故事的题目为《蜀州新津县平盖化被盗毁伐验》,按唐代的行文习惯以“化”代“治”。

蜀州新津县平盖化,即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长一丈,见则天下太平。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饮之愈疾。化之上,当山之半有榑木,树径六七尺,居人常闻其下有考楚号叫之声,莫知所以。大顺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性本凶悍,不惧罪福,因值干戈,化中无道流栖止,乃殷拆屋宇,采伐林木,为樵薪以货之,固有日矣。一旦,诣山前僧舍中求水浆,以救其渴乏。僧素与相识,闻其声哀切,出门视之。见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缚,喉口喘急,流涕于口,问其所疾,答曰:“我为毁平盖化屋宇,斫伐树木,今有黄衣使者,追捉击缚,将往榑木树下地狱中考问去,渴乏既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与之,良久径去,死于榑木之下,乡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水泉侧古迹雕塑二玉女,以为奇玩,传于人间,既无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毁拆。近化居人,见擒取盗玉女人生魂入化中,其人遂风癞焉。(载《云笈七签·卷122》)

这则灵验故事提及的“僧舍”及僧人表明,唐末平盖治附近已有小型的佛教寺庙,但古治本身还没有转为佛寺。观音寺建立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有传说是张商英故宅转为寺院。张商英(1043–1121),蜀州新津人,北宋后期官员、政治家、文人,自己支持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宗教观。他撰写并编辑过道教文献,但又特别崇尚佛教,入了禅门并撰有《护法论》一部。据传,最初的观音寺是张商英的家族“舍宅为寺”,但这个说法似乎无法考证。

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碑阴)/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最权威的资料是一通立于1490年并至今保存在观音寺内的石碑,上面刻有《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一文。据此碑文,观音寺为“宋淳熙辛丑(1181年)创建,……吴都崔孝通修真于此,白昼升仙。杜天师讳光庭题诗。……惜毁于元季之兵燹。”到了明代,观音寺由僧人海金(碧峰禅师)恢复。碧峰禅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据说他常常来往于蜀王府,与蜀和王(1409–1461)关系密切。1432年,碧峰禅师已圆寂,福宾(大权和尚)与功德主(施主)赵子隆扩建观音寺。福宾圆寂以后,由圆彻、圆历二位徒弟继续修庙,并“由树富家,树植千株,逐渐完美。”随后,圆彻、圆历“遂谒去京师寺庙,广结同袍。于是圆纲、圆镜同心协力,诱诸檀越,大振山门。”在常住僧人、当地官员及社会各界施主的努力下,观音寺发扬光大,成为了一方净土及佛教圣地。

毗卢殿(建于1462年)/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自宣德元年(1426年)至弘治三年(1490年),观音寺先后共建殿宇十二重,其中毗卢殿两侧墙上之六幅壁画,系根据《圆觉经》中的十二圆觉菩萨绘制的。这些壁画风格以工笔重彩为主,由当年蜀王请宫廷匠人专门来新津监工绘制。1980年,观音寺维修围墙时发现“北京御用监匠见宫”字样,可见当时朝廷对观音寺的重建很重视。最后,在圆纲和尚的倡导下,凤阳府教授胡聪所撰《九莲山平盖治观音禅寺重修记》被刻在了石碑上,碑立于大明弘治三年秋七月中元谷旦(1490年7月31日)。碑文末尾一段文字曰:“上诚有益于教化;要之,义在得夫现津踔绝刻厉、勤笃材智之徒,能张其师之道,以致夫多助内省,诚所以飞亮杰构,凌切霄汉,殆与山川相辉焕,称名胜以南矣。不然,山自山,水自水,人物自人物,平盖治不过一荒山耳,将何以脍炙人口,使功德同流于不磨哉!”碑阴记录了诸位施主的姓名,且有杜光庭《访崔孝通不遇》诗一首:

势压长江控八津,吴都仙客此修真。

寒江向晚波涛急,深洞无霜草木香。

江上玉人应可见,洞中仙鹿已来驯。

龙芝凤草非难过,只要尘心早出尘。

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入川,省内大部分庙宇尽为焦土。新津遭受的破坏非常严重,全县满目疮痍,荒无人烟。观音寺当时能躲过此劫,堪称奇迹,但因年久失修,亦破败不堪。康熙五年(1666年),知县常九经率众重修。乾隆五十年(1785年),又进一步培修。道光元年(1821年),复修观音寺正殿。所以,无论今天对大清王朝的评论如何,对当时的四川而言,清朝统治意味着休养生息、恢复正常、重新繁荣。然而,到了咸丰年间,观音寺又一次遭受损毁,原寺仅存十分之一二。咸丰末年,观音寺又来了一位高僧——道松大和尚。道松号德青,俗姓周,什邡县西鄙三十里丁家庵人。因为新津县众乡绅的推举,道松担任了观音寺的住持。当时“寺庙仅收租十五石,租钱一百千耳”,道松说得上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无量殿,同治十年(1871年),修客堂、观堂、香积。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每隔数年都有修建、装彩等工程,由于道松和尚联合了全国各地大庙,大力募化功果,加上精心的安排组织,观音寺面貌焕然一新,金身佛像,红墙铜瓦,灿烂辉煌,寺里的僧众又达到了二、三十人,宋明以来的盛况,再次重现于观音寺。

民国初年,观音寺又呈衰落之势。后有本县比丘尼觉镜住持观音寺,她苦心经营,到处募化功果,其间得到了槐轩门人(刘门弟子)孙绍纬(字星五)的大力资助。观音寺僧众由比丘变为比丘尼即从此开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培修了大雄宝殿。尽管此时的观音寺没有明清时那么兴旺,但慕名来访的名人接踵而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梁思成先生来川康考察,在参观了观音寺的壁画以后,给予了“工整秀丽、备极妍巧”的赞叹。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来新津,并写下《新津游记》一文,文中对观音寺的壁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时,新津县是刘门的重镇之一,因此观音寺获得了槐轩门人的关照,也一定受过刘门“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民国年间观音寺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弥勒殿、准提殿、地藏殿、接引殿、毗卢殿、太师殿(内有张商英、文昌帝君、关圣帝君、斗姥元君的塑像)、大雄宝殿(即观音殿)、无量殿、罗汉殿、千手观音殿、摩光佛殿。在道松和尚住持观音寺的时候,还修过玉皇楼、三仙殿、川主殿等;刘门或许在清末已对观音寺产生了一定影响。毗卢殿内曾贴过一副百余字长联,作者为刘门创始人、儒家学者刘沅(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槐轩,1768–1856);文曰:

溯赋界之维均,中外宁殊心性,天生至圣立极遐荒,守清静以示闲存,本慈悲而戒残杀,本当年化导夷俗之旧,概功利兴而民情厌苦,华夏聿起空门,自秦遇金人,汉求经教,唐迎佛骨,亿万众颠倒纷云,竞趋幻妄,楚英信奉滋之感,昌黎攘斥昧其源,意使学号异端,寂寞虚无相垢病。

思物则之同具,古今祇此彝常,果证菩提肇基忠孝,净梵王足微家乘,檀特山匪弃妻弩,启后世讥议废伦之诬,惜浮屠盛而禅旨沦亡,阐扬赖兹上哲,故观音显迹,达摩面嵩,六祖传钵,数千载渊源绍述,尚有典型,程子称礼乐之遗,温公谓范围不过,可知功符儒理,定如般若漫寨嗷。

跟巴蜀刘门的无数其他遗迹一样,此长联已荡然无存。观音寺于1956年被公布为四川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经过十年浩劫,仅存清代的山门、弥勒殿、接引殿和明代的毗卢殿、观音殿。改革开放以来,观音寺几经修缮,还新建有几座佛殿。2001年入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境况虽大大不如从前,但仍是一方净土。

1998年6月25日,我背着大背包从新津老君山出发,来到了观音寺,在此住宿两天,并了解了平盖古治的近况。当时的观音寺有常住比丘尼15名,当家叫释广宣,系净土宗道场,1986年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寺里的比丘尼们很好客,斋饭也非常可口。我记得由于当时的天气很炎热,自己基本上没有胃口,但观音寺的素斋中有一道菜,大概是鱼香茄子的一种,茄子上薄薄一层辣椒油,使得再闷热的夏日里也能吃得很香。寺庙里有不少古树名木,树上的鸟语好似绝美的交响曲。观音寺的周围全是稻田和果园,夜间只听见数千青蛙的声音;真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这一切也提醒了自己,天师道的二十四治不仅是神圣空间,其实也是世界最早的一种自然保护区。像观音寺这样保存较完好的地方,还真有早期古治的遗风。

那次在观音寺,我很幸运遇到了新津文史方面的大专家——新津县文管所的颜开明先生。颜先生当时在观音寺常常做讲解,对寺里的文物了如指掌,而且有专门的办公室。他送了我两本有关新津文史的小书,与我分享了本地汉代崖墓石棺上“青龙白虎”画像的拓片,并邀请我用唐代铜钱打卦。打卦的结果是“正正反反反”,即“上上”——我完全不懂算卦,蒙颜先生破解,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他告诉我,他曾遇到过我的导师——柏林洪堡大学的常志静教授,常教授以前也来过四川做学术访问。颜开明是一位典型的地方学者。对于我自己在研究天师道二十四治的过程中还会采访和尚、道士,颜先生表示很不理解,因为居住寺观里的出家人一般对当地的历史并不太了解。虽然的确是如此,但在考察二十四治的现状时,仅仅考虑到学者的立场和研究成果,当然是不够的。颜开明和我即成朋友,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到现在,还常常保持联系,后来在新津也见过好几次面。

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观音寺最大的魅力在于,两座建于明代的大殿至今保存完好:毗卢殿和观音殿。毗卢殿是1462年修成的,里面供奉着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按照天台宗的教理教义是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毗卢殿内东西两壁的壁画为全寺的精华,绘制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包括十二圆觉菩萨、二十四诸天及十三个供养人像,以及佛龛背后的“香山全堂”,共7幅,共计面积94平方米,全部按照佛教《造像量度经》的规定来绘制。其画法采用了工笔重彩画技法,以天然的矿物质为颜料,以石青、石缘、硃砂、黄丹、生漆、佛金和珍珠粉彩绘而成。所绘菩萨像,身材匀称适度,脸庞面润,凤目下垂,樱唇略闭;上身着短袖天衣,袒胸露肘,璎珞杂饰;下着长裙,褶纹飘逸,极有风韵。十二圆觉菩萨是密教崇奉的著名菩萨群体。这十二位有望成佛的圆觉菩萨,其实是佛教教义概念化的产物,是一种象征,是佛教使教义形象化而设计的,并非实有其人。

观音殿(建于1469年)/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文殊、观音、普贤三大士 /颜开明 摄影

观音殿则为观音寺的大殿,建于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面阔五间,进深十架椽,殿内现存塑像共有653尊,主供观音三大士和五百罗汉像。文殊、普贤跏趺坐在须弥座上。观音则跏趺坐在莲花上,下为独角怪兽,俗称犼。绕过观音三大士像,背后为峨眉山、普陀山和五台山全景深浮雕像。正中飘海观音手持净瓶,脚踏鳌头之上,置身在波涛汹涌的南海普陀山之中,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呼之欲出。塑匠大胆舍去了背屏、佛龛等塑造菩萨的程式和布局,而把观音摆在南海的实景中,极为壮观、生动。

飘海观音 /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无论身处毗卢殿的壁画前还是观音殿的塑像下,人自然会产生浓厚的敬畏心。古老的佛殿吸收了几百年的香火,聆听了无数善男信女们的祈求和僧众的经咒声,这样的历史沉淀,如此强大的灵气,只能以“不可多得”四个字来形容。然而,观音寺这一“灵气”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文物,而是有香火、有人来朝拜、有出家众守护的开放寺院。假如观音寺中没有香烛的芬芳和温度,哪怕毗卢殿的壁画和观音殿的塑像保护得再好,恐怕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圆觉菩萨、文殊菩萨(作于1468年)/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在毗卢殿大门右边的圆觉菩萨、文殊菩萨之间,有一个长方形的题记,其文曰:“四川新津县太平乡绘壁信士郑宏、同缘郑氏五、男郑希仁、郑希道、洎家眷等,捐资绘画圆觉菩萨、紧那、娑迦尊天一壁。伏愿夫妇修因有素,善业洪杰者。成化四年吉旦题。”这就是说,最右边圆觉菩萨及紧那(音乐天、歌神)、娑迦(六臂女神)二尊天的壁画是新津太平乡郑宏及其家人捐资画成的。

清净慧菩萨(作于1468年)/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清净慧菩萨下的供养人(作于1468年)/欧福克(Volker Olles)摄影

在观音殿正中观音圣像下的石台上有这样的题记:“新津县太平桥西街居奉佛喜捨信士江志先、同缘信女唐氏妙金、男江镒、次男五儿、男妇杜氏、孙男黑儿一家眷等,谨发诚心,捐资塑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一尊、佛堂一座、栋柱二根。专祈家门清吉,子嗣繁昌者。时维皇明成化纪年丁酉春在正月吉旦书。”这段文字记载了施主江志先及其家人的功德。由于文中出现次儿和孙子的乳名,这篇写于1477年1月15日的题记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观音寺这类题记很多,毗卢殿壁画中还有供养人的画像。这些遗迹至今向我们诉说着明代四川人的故事。

参考资料:

[1] 颜开明:《道教平盖治与新津观音寺》,《宗教学研究》1993.1–2。

[2] 潘夕潮:《道松高僧与国宝文物观音寺的昔日风华》,《成都史志》2013.1。

[3] 颜开明:《莲华接翠》(未发表)。

[4] 李长清:《南河往事·新津观音寺的八百年沧桑》,“方志新津”2019-07-30。

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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