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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放摩托车风水(客厅放鱼缸风水好吗)

2023-05-24风水
从历史上看,中国摩托车追赶世界水平有两个窗口期。第一个是80年代到00年代,这是通勤车的时间窗口,这个窗口现在基本上关闭了,国内企业千军万马,最后硕果仅存的大概

从历史上看,中国摩托车追赶世界水平有两个窗口期。第一个是80年代到00年代,这是通勤车的时间窗口,这个窗口现在基本上关闭了,国内企业千军万马,最后硕果仅存的大概就是豪爵了。第二个窗口期是本世纪10年代到整个20年代,30年代中国要做到碳达峰,从大宏观角度来看对摩托车产业不利,能出头天,就这10年,不然就不然了。

好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坐好了,咱们聊聊过去的事。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上来。

与此同时,邓小平做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一战略判断,在当时有相当存量的军工企业面临着“军转民”的挑战和机遇。那时没有民营企业,最大的私人老板叫年广久,是个炒瓜子的,他发展的速度太快,很快到了政策允许的“只能雇8个工人”临界点,后来是邓小平发话,才突破了雇工人数的限制。

产业的发展要从需求说起,进入80年代,中国老百姓的家庭消费也从“三转一响”向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摩托车升级。

中国的摩托车消费,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自生自发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体工商户的出现,自行车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出行以及做生意的需要,出行半径要更大,这个需求让体制内正在转型的军工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另外,伴随着开放,广东、福建的侨乡,可以通过“侨汇券”购买免税进口的摩托车,或者接受海外亲戚赠予的摩托车,这是一种非常吸引当时代年轻人的消费示范。

面对浪潮一般涌来的消费需求,能够提供供给的是有一定工业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军工企业。

新中国三十年,国家的工业投资更多集中在重工业和军工企业,地方则是在每个县域搞“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中央投资偏重于大三线,地方投资又高度分散,当时的“小机械”项目,多为农机农具,比较高大上的就是生产手扶拖拉机。

现在回头看三十年,一方面确实积累了一些的工业基础,特别是人才,但另一方面也浪费了得之不易的投资,单从经济效益角度看,投资大三线和“五小工业”,回报都是比较差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要知道,那时候都是靠全体人民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特别是农民用低水平的积累支撑着国家工业化进程。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一方面我们被封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一直有准备打仗的备战思维,所以从产业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上,以今天眼光看,效率无疑是极低的。2019年11月,我们牛摩网为大阳摩托策划执行了《英雄记》长测,全程走完了三线建设中最核心的工程“成昆铁路”,一路上感受着老一代领导人殚精竭虑,前辈英雄的筚路蓝缕,抚今追昔,百感交集!

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所以一面果断裁军,一边鼓励存量巨大的军工产能转产民用品,现在回头看,这等于中国比苏联东欧地区早十年就结束了冷战。

过去的军工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大车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等上级下指令。现在没有订单了,但是有了自主选择项目的经营权。重庆的嘉陵、建设把握住了第一轮机会。

1979年,重庆嘉陵机器厂研制成功了嘉陵CJ 50摩托车,1981年他们又引进日本本田的50车技术,对CJ50进行了技术改造和提升,1983年,嘉陵再引进日本本田的产品技术和关键设备生产嘉陵JH70摩托车,这是国内第一款成规模生产销售的民用摩托车。

1984年,上级将嘉陵的产品“分配”到洛阳国营曙光机器厂扩大生产,并将该厂改名为中国洛阳嘉陵摩托车厂,于是有了“洛嘉”品牌,这加快了该厂军转民的步伐,1992年,洛阳北方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立了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成为弯梁车的重要生产基地。

比嘉陵仅晚一年,重庆建设于1980年也推出一款50cc排量的轻便摩托车,1984年,与日本雅马哈合作,生产了“CY80”弯梁摩托车,嘉陵、建设都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军工企业,嘉陵的前身上海龙华厂(制造zhayao),创始人是李鸿章,建设的前身是汉阳枪炮厂,创始人是张之洞,这两个厂在抗战之初辗转迁到重庆,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回到人民手中的军工企业,他们一家做弹,一家做枪,在军转民在大潮中,又先后生产摩托车,前后成为上市公司,先后和日本两大摩托车企业合作合资,携手比翼,相生相竞,齐名摩坛,一时瑜亮,为重庆乃至全国摩托车产业发展培育了产业生态和市场,更培养了人才,成了行业的“黄埔军校”。到了新世纪1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又是几乎同时放弃摩托车为主业,回归军工本行,如果李鸿章、张之洞这两位既是同僚又经常意见相左的创始人地下有知,估计也会感慨不已。

重庆望江机器制造总厂在8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辆太子款摩托车,后与日本铃木合作。

南京金城前身是国营511厂,专门为空军生产航空附件,1979年,他们也同样在军转民的浪潮中涉足摩托车行业,研发生产摩托车,并于1985年引进铃木技术,生产AX100二冲程摩托车。

济南轻骑于1985年引进铃木K90摩托车,再于1987年引进铃木蔷薇50cc轻便踏板车,并冠名“木兰”,在全国销售,后于1992年和日本铃木成立合资企业。

这一阶段,嘉陵、建设、轻骑、金城等国内企业,都是先敏锐地发现市场的强烈需求,然后仿制日系某款比较低端的产品,进而引进单个产品的技术和关键设备,生产了“嘉陵70”、“重庆80”、AX100、TB50(木兰)、K90等一代名车。

这些产品的成功,对中日双方都给予了极大的鼓舞,80年代,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产品引进,日本方面以产品为单元输出技术以及设备;到了90年代,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增长,同时中国的相关产业政策也进一步明晰,中日双方开始在原来单个产品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投资合资企业,更有系统地引进产品、技术,共同培育供应链和市场,引发了中国摩托车消费的第一轮高潮。

日本的摩托车产业从二战后开始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摩托车正到了技术成熟、产能充裕、资本雄厚且既有市场基本饱和的时刻,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惊喜过望,中日双方应该说有了非常好的互补态势。

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从经济从严格的计划经济束缚中开始渐渐活络起来,中国社会从文革的劫难中苏醒解脱出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当时的畅销的摩托车,价格基本在购买者一两年年收的水平,甚至更高,在整体低水平的收入的中国成了少数高收入者的消费,摩托车成了一种高档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这种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短期的卖方市场,造成了一种“势能”,让当时中国还比较匮乏的资本、技术、人才快速向摩托车行业挹注,摩托车行业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受关注度,就像后来的汽车和互联网产业一样。

当时,摩托车企业基本都是当地的GDP贡献大户,各地的批发商、零售商也是当地最早富起来的人,摩托车产业具有非常好的财富外溢效应,在上游培育了很多配套企业,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在下游,由于产品市场从城市一直到乡村,摩托车也培育了很多市首富、县首富和乡、镇的首富,为中国社会各层级的资本积累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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