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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聚数万人的葫芦圈子

传承千年

荟聚葫社

于时光中穿梭了千年。

葫芦带着吉祥美好的寓意，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 ，

谐音、福禄、护禄、葫芦

提起葫芦你最先会想到什么？是“依样画葫芦”的俗语、“八仙过海”的掌故、“举匏樽以相属”的潇洒意境还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糊涂案情？抑或是曾经听到过的葫芦丝的悠扬旋律和中午餐盘里用以果腹的西葫芦？

伴随几代人成长的经典动画《葫芦娃》中葫芦兄弟化身七座神山镇压蛇精匡扶正义的佳话为人津津乐道，但你了解这个神话的人类学民俗学意蕴吗？从古至今，葫芦是如此切近人们的生活，对它的存在我们太过熟悉，以至于无力回答甚至发出这些问题。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葫芦这种平凡作物背后隐藏的历史叙事。

小史（绿色：两大部分；红色：断代分期；蓝色：每一时代的主题）

我国的艺匏史当上溯到7000余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葫芦以其质地轻容量大密封性好成为先民贮存水浆之首选，甲骨文“卣”（壶）就生动反映了这一用途。匏器的应用早于陶与青铜，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其功堪比造字取火。

中华文明讲究“同类相感”，葫芦嘴小腹大、多蔓多籽，是母系社会的生殖图腾。我国至少有20个民族存在拜匏文化，以苗彝等西南少数民族为盛。由此衍生的神话传说大都以解释人类起源为旨归，闻一多《伏羲考》认为伏羲盘古皆匏之拟人。伏羲本名极可能为“匏析氏”，取“匏析成瓢”之意；而“盘”与“奭”同义，“古”与“瓠”谐音，“奭瓠”即葫芦之谓也。可见，奉匏为祖灵亦是华夷一体之确证。

礼乐为周文化之本。周人郊祭以匏 “象天地之性”，《礼记·玉藻》有“瓜祭上环”的祭祖仪式。而“昏义”篇则记载了“合卺而醑”的婚俗，谓夫妇各执一瓢饮合欢之酒，寓意灵魂契合一处。“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诗经》中对葫芦有“壶”“匏”“瓠”三种称谓 ，其意相同可以互训。“是剥是菹，献之皇祖”以赋的形式描绘冬日祭祖之场面，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以匏起兴表达女子思嫁之情，而“齿如瓠犀”则是对硕人丰神的盛赞。要之，家室美好、宗族繁衍、追思先祖构成了葫芦象征价值的核心。此外，匏为“八音”之一，战国的“楚匏”为可考的以匏为斗制乐之实物，至今流行川滇的葫芦丝即承袭其遗风流俗。

轴心时代百家争鸣，太古的神秘想象消退了色彩，诸子语境下的葫芦反映的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后的理性思考。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为借匏瓜舒怀才不遇块垒之滥觞；庄子在《逍遥游》中奚落惠子“拙于用大”，主张以五石之瓢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考虑到《南华录》为道教经典，或可推测葫芦作为道教标志性意象本于庄周之意；而以黄老杂刑名的鹖冠子在“学问”篇中关于“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的论述则增添了葫芦思辨的深味。

汉魏之际，葫芦见证了文学与天象的巧妙结合。匏瓜乃周天星宿之一，或名为天鸡。《史记·天官书》载：“匏瓜，有青黑星守之”；《洛神赋》中“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一句即是借题发挥，喻男子独处无偶。张铣为之作注，谓“匏瓜，星名，独在河鼓东，故云无匹。” 明代复有梅鼎祚在《玉合记·怀春》用子建文典：“咏《夭桃》虽则有时，叹匏瓜终当无匹。” 匏瓜之意蕴也因之浪漫和丰满。

经两汉谶纬之术与“玄佛交涉”思潮的铺垫，晋唐间方仙道大盛，随着宗教的发展，葫芦日益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道教谓葫芦能够聚气而不散，故百姓居家布置喜以匏器调和风水；《黄帝占经》甚至言“匏瓜星主后宫”而干预政治。道士们将飞升的至高境界命为 “壶天仙境”，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将方丈、蓬莱、瀛洲三大宝山合称“三壶”，这种以壶为圆满的宇宙观至晚在陶渊明那里即以发端：《桃花源记》中武陵人穿过“初极狭，才通人”的山洞豁然开朗而见之世外景象，与道教洞天福地如出一格。同时葫芦还是道教“暗八宝”之一，《道藏·列仙传》中尹喜、安期先生等诸神仙皆以葫芦作法器，为得道成仙之标志。

宋明间葫芦的经济意义从食与药两方面得到凸显，雕版印刷的普及促进了出版业的飞速发展，而农学医药专著的激增反映出商品经济繁荣时代旺盛的生产需求。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所录之书有百种言及葫芦，内容涉及品种、食用药用方式和艺匏技术等，如《本草纲目》即详细辨析了 “悬瓠、蒲卢、茶酒瓠、药壶卢、约腹壶、长瓠、苦壶卢”等七个亚种。而最为精彩的食用描述则见于王祯的《农书》：“匏之为用甚广，大者可煮作素羹，可和肉煮作荤羹，可蜜前煎作果，可削条作干”，又云，“瓠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烹饪咸宜，最为佳蔬。” 巫医一体，吕纯阳端午救民、费长房悬壶济世，道教用葫芦盛炼丹药的传统自然为中医沿袭，此外，葫芦味甘性平，蔓、须、叶、花、子、壳皆可入药，兼治鼻塞、牙病及多种痈疮。

相较几与中华文明同岁的艺匏史，始于唐、兴于明、盛于清的匏艺史显得过于短暂，然而匏艺却是葫芦文化最精彩的华章。明清迭代，柔糜绮丽的士林风气推动了收藏热的兴起，也促进了匏艺进步，作为其重要成果的范制技术在清初被引入宫廷，在康熙朝宣告成熟，于乾隆朝发挥到极致。所谓范制，即以阴刻木模套于初生之嫩葫芦外，待其木质化后取下，图案纹样浑然天成，夺造化之功，工艺之神奇曾为外国植物学家惊叹。“千古一帝”康熙格局宏大，认为匏器之可爱足胜金玉，并命人于丰泽园内规模化种植范制葫芦，所产匏器秉承雄伟浑厚的开国气象，品相完好质量上乘，堪称范匏中的“官窑”；乾隆毕生尊奉其祖，亦曾制诗以明爱匏之心：

成器已将百余岁，康熙赏玩识当初。

置之白玉青铜侧，华朴之间意愧如。

然乾隆性喜繁华，又恃府库充盈，终究不惜工本，颇多造作以标榜太平，故朴雅不逮康熙。

嘉道以降国运日衰，皇家匏器的发展趋于停滞，只在除慈宁宫“小花园”保留植匏园地。但由于乾隆年间名宦纪晓岚等人引领风尚，加之八旗贵族大量繁衍，享乐需求增加，匏艺实现了向民间的复归。论工艺之精湛，首推宗室宅邸范制之“官模子”匏器，其次当推道光年间“三河刘”与再晚一些的“安肃模”。而勒轧、火画、针划等一系列工艺也争奇斗艳，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品种变化，盛世流行的盘、碗、盒、壶、罐、炉及笔筒等大体量器形被鼻烟壶、鸽哨、贮虫笼具和小件陈设代替。一方面因其废料耗工少，另一方面小件或藏于袖笼之中或置诸案头以为清供，便于摩挲盘玩，然毕竟器小难成规模，大内陈设的气质与荣光是万难追比了。

此外，清代匏艺的鼎盛并非一枝独秀，而是在与其他工艺门类的相互促进中成就的：葫芦谐音“福禄”，吉祥的寓意使得其成为瓷器、漆器、木雕等艺术品中的常见题材；活跃于清中期的性灵派诗人袁枚、赵翼、张问陶等人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发扬光大，认为创作应抒发真情实感而不必刻意摹古。这种思潮在工艺品领域表现为一种取法自然的仿生时尚：乾隆朝风行的“象生瓷”对虫鱼果蔬的表现细致入微，仿葫芦摆件对纹理质地的刻画几可乱真；而嘉道间的紫砂大师陈曼生力扫康乾以来奢华浮夸的制壶之风，提倡“得其天趣”，由他创制的“曼生十八式”以书法文学诠释壶型之美，其中的“匏瓜式”更是别具意匠，文人气十足。

结语：式微、反思及展望

绵绵瓜瓞蜿蜒了千载，幡幡匏叶摇曳于神州，从日用器皿到珍玩陈设，从实用主义到象征价值，匏虽为细物，却钟天地之灵气，毓人工之奇巧，由乡野市井最终升堂入室，在华夏文明中种下了一份碧绿清雅的情结。但近代飞跃式发展的生产力、动荡中前行的社会及急剧变迁的生活方式都迫使葫芦及其文化淡出人们的视野。匏艺制品作为小众的收藏门类主要满足清代满洲贵族燕闲取乐之需，其在现代社会的式微在所难免。但葫芦的食药用价值经过现代农业尖端科技的改良与开发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传统匏艺的精湛技术和内蕴的匠人精神亦不失为民族工艺美术之瑰宝，对当代各门类工艺品的创制都极具借鉴意义。总之，对葫芦文化的保护应切合时代发展需要，传承其技艺，改造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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